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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古代书院的教育思想
来源:《株洲社科网》   2012/3/31 14:55:54 浏览:

茶陵古代书院的教育思想

/苏铁军

茶陵书院兴于宋,盛于元,至清代发展到鼎盛时期。茶陵历代兴建的书院,共达38所,其中29所续办至清末。就数量而言,茶陵书院之多,位居湖南各县(州)前列:宋代第三,元代第二,清代第一。而且,随着书院的发展,自唐迄清,在历代科考中,茶陵考取进士127名,状元、榜眼、会元各2名,人数之多,领先于湖南各州县。并且,其中不乏以“四相(四大学士)文章冠两朝(明清)”著称的明清四大学士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和民国政府主席谭延闿为代表的精英。

茶陵书院的发展和兴盛,与其教育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师表引领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茶陵古代书院很多山长师儒充分体现出了他们为人师表的良好职业操守和道德风范。

江书院倡办者茶陵知州林廷玉认为,“后世科举之学兴,为士者章寻句摘,以应一时之求,故其辞藻虽富大,旨或略;雕琢虽工而所谓向上一着罔或深究。及登仕版,书遂置矣,况道乎?此实世教关系,固有识者之所深虑也。”他不但十分关心重视办学育人,上任第二年就大力倡办江书院,而且对如何教书育人有自己明确的主张。书院落成后,他亲自撰写了《江书院记》《四斋铭》等文赋,鲜明地昭示他“整饬章寻句摘,倡行经世致用”的办学主张。他身为知州,却“日服深衣幅巾,集诸生讲解其中,寒暑不辍。喜吟咏,意之所到,掀髯长歌,与俊髦赓和,忘其身之为吏欤”,一时广为传诵。

东山书院的创办者陈仁子,不满于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等级制度和民族歧视政策,不但绝意仕进,而且怀有强烈的反元情绪。他的父亲、长兄和他本人都是南宋举人,号称“一门三举”。然而,这个名门望族誓不仕元,潜心讲学、著述、刻书。他所著的《牧莱脞语》,隐含了许多抨击屈节行径、反抗异族统治的言论,表现出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所著的《牧莱脞语》《文选补遗》均收入《四库全书》。主持刻印的书籍为当时湖广境内三家私刻书籍中最著名的一家。所刻印的《文选补遗》40卷、《续文选补遗》12卷,现仅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原本。所刻印的《梦溪笔谈》26卷为印刷精品,海内孤本。流失到香港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以重金购回,珍藏于北京图书馆。集讲学、著述、刻印于一体,成就卓著,不但使东山书院成为当时湖南最具影响的书院之一,也使陈仁子成为当时著名的教育家、著作家和刻书出版家。

谭吉兰,茶陵界首人。勤奋读书,致力学问。“日手一编,至老不倦。与谈外事俱不应,惟论诗文娓娓动听”。先后主讲茶陵白沙、寻乐、洣江等书院,著名门生有进士、户部主事苏大治和民国政府主席谭延之父、进士、两广总督谭钟麟等,名闻一时,吸引了包括安仁、酃县在内的许多士子负笈投奔门下。他年逾八旬,还携一子二孙参加乡试,在湖南盛传一时。

“莫道秩溪无好景,五更犹有读书声。”这是明永乐翰林学士解缙路过茶陵时留下的佳句。而《茶陵州志》也记载了洣江书院业师刘梦凰一段同样动人的佳话。刘梦凰掌教江书院,刻苦好学,勤勉敬业,“五更犹诵读不辍”。一天晚上,已到夜半时分,知州戴保豫到书院造访,见刘梦凰的斋舍扃门闭户,绕到窗前一看,只见他端坐灯前,正在给生徒批改课业。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以林廷玉为代表的茶陵古代书院的山长师儒们,身体力行,孜孜以求,用他们毕生的虔诚、执着和激情来追寻他们作为人师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这种感召和濡染,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引领。

 (二)德育首位

先成人,后成才。任何科学的教育思想,无不坚持德育首位。

封建时代的教育同样也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德育思想。

自康熙九年至乾隆四十九年的100多年间,清政府先后13次刊刻颁发各种学规教条:“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者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一,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者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礼,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二,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三,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生祸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四,生员不可干求官长,结交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得知,必加以福。五,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官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只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六,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受,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辩难。为师者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七,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八,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以下是南宋哲学家、思想家、理学家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这是《岳麓书院学规》。

茶陵古代书院秉承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意旨,也把德育摆在传教的首要位置,要求通过“格物致知”、“力学笃行”、“知行合一”,达到“经世致用”、“明德新民”之目的。“教之以孔子之道也,知孔子之道而后知明伦,知明伦而后为臣者忠,为子者孝也。忠孝之道兴而后天下可治也。是故教也者,政治之本也。”“士之欲之新其德亦然,必格其物致其知,然后德可诚,心可正,身可修,而德其新矣。”要求每一个士子乃至山长师儒,明道力行,“融入血液里,落实行动中”。书院不仅把“学优”“行端”并列为对生徒的考核标准,而且奉颁刻碑,设大成殿、乡贤祠、牌坊等,师儒生徒“朔望恭谒”,使生徒潜移默化。“为臣皆忠,为子皆孝,民风士习必为丕变,他日祀享于祠,以骈诸贤多矣。”不仅把书院教育与家庭教育紧密结合,而且把安身立命之道、天地人生之理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知之必明,守之必固,行之必力,使道足于己而无待于外。”明经书院山长尹子房,秉承《白鹿洞书院学规》明“五伦”的旨意,实施人伦纲常教育,提出“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严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以期族中子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而且,茶陵书院教育中的德育,无疑贯彻到了家庭教育中。《茶园敦伦堂刘氏族谱-居家杂仪》对子女教育提出:“稍有知,教之恭敬尊长。有不识尊卑者,严诃禁之;六岁,教之数与方名,男习书字;七岁诵《孝经》、《论语》;八岁,出入、饮食必后长者,教以谦让,诵《尚书》;九岁,诵《春秋》诸史,为之讲解,使识义理;十岁,教《外传》,诗礼群书择其精要者读之。书皆通,始学文辞;既冠,责以成人之礼。”这分明就是书院德育的家庭版。

不言而喻,封建教育的德育,无疑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旨意,按照孔孟之道的标准和要求,培养士子人才。但是尊老爱幼,明礼诚信;抑恶扬善,见贤思齐;勤奋好学,奋发有为;洁身自好,身体力行等等,即使搁到今天,无疑也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全力倡导的美德,值得我们借鉴和弘扬。

(三)师生互动探究发现

清康熙年间,山长李文炤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每日于讲堂讲经书一通。夫既对圣贤之意,则不敢亵慢,务宜各顶冠束带,端坐辩难。有不明处,反复推辩。或炤所不晓者,即烦札记,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质证,不可质疑于胸中也。”

从这短短的一段文字,我们可以透视出丰富的内蕴。一是体现了新型的进步的师生关系的萌芽。封建时代特别强调师道尊严,教师是礼节和知识的双重权威的化身。李文炤是“继王夫之之后,在学术方面最有造诣的大家”。但是,他对生徒不但没有惟我独尊的刚愎,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威压。“或所不晓者,即烦札记”云云,不但不以学术或知识的权威自居,相反,他直呼其名的自称和劝导的语气,十分谦恭、恳切而平和,分明营造出了一种平等、亲和、轻松的学习氛围。教师已经由权威的单纯的知识的传递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平等的亲切的辅导者和合作者了。二是倡导了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即“端坐辩难”、“反复推辩”、“共相质证,不可质疑于胸中”这样的自主合作、探究发现的学习方式。学生不但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知识,相反要“端坐辩难”、“反复推辩”、“共相质证”,要积极去探究发现问题;要积极发言辩论,各抒己见;要进行广泛的交流、互动,达到对知识的深刻而全面的理解。这样,学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激发,才智和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学习成了一种创造活动。

无庸赘言,倡导自主、合作和探究性的学习方式正是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包括茶陵古代书院在内的中国古代书院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相比于“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的封建官学,由民众自发创办的书院,无疑是一种弱势存在。然而,这种弱势存在能够独立于官学,历经千年,甚至十分兴盛,最根本的原因,当然在于它反映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和人民的要求;同时,也与其合理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

“茶陵学校,于湖湘为盛”。然而,也是在茶陵,至明中叶,曾经“四乡俱有之”的社学包括其他官学,却已经荡然无存:“今废,不兴”;书院取代包括社学在内的所有官学而成为唯一的办学形式并且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而至于鼎盛。不可否认的是,即使今天,茶陵古代书院的教育思想也是一笔值得后人借鉴和弘扬的思想财富。

(责任编辑:黄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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