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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强•本色厚重•源远流长
来源:《株洲社科网》   2012/4/27 12:30:24 浏览:

包容性强本色厚重源远流长

——湘东文化特点论说

/骆晓会

  地域性和民族性是文化的两个重要属性。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上各地区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加上民族融合杂居的情况错综复杂,沿海和内地,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及相邻省、市、县乃至乡镇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各地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湘东自然也不例外,揭示和了解其特点,对我们深入研究湘东的历史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地方文化传统与精神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经初步探讨,笔者认为湘东文化主要有异质包容性强、文化本色厚重、传承源远流长三大特点。

一、异质包容性强

“湘东”自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从古至今,在这个地域内人们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大体上逐渐自成体系,即形成了湘东文化。但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也不是单要素的,而是多要素的,对异质文化因素的吸收或包容性很强。“湘东文化”本来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也正是由于其包容性强,导致其地域色彩被弱化,许多时候甚至被人们淡忘了。“湘东文化”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地域文化概念,首先从湘东方言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特性,因为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稍具方言知识就知道,我国南方的方言,多是在几千年的居民迁徙及相互影响中逐渐形成的,湘东方言正是如此,它主要来自江西移民的影响。

湘东方言是方言专家非常关注的语言文化现象,他们很早就将湘东,即“湖南东部濒临江西的狭长地带,包括从临湘、岳阳南至汝城的十五县”的方言,划为“类赣语区”,是湖南四个方言片区之一。之所以有这种结果,是因为“江西移民自唐末五代始,及两宋元代已成浪潮,至明代而大盛”。到明清时期,又从江西、广东和福建迁入了大量的客家移民。有意思的是,直到近现代这种现象仍在延续。如红色根据地时期,中共湖南省委19308月决定重建湘东特委,就将现在的株洲市管辖的四区五县及浏阳和江西的万载、宜春、荷香、莲花等地的党组织划归湘东特委领导,并同时成立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今日江西萍乡市还有一个名叫“湘东区”的县(区)级行政区划,用百度搜“湘东”一词,往往就搜到江西这“湘东区”去了。

由于“当时的湘东本就地广人稀,移民又是批量聚居,他们的母语得以保存下来,湘东由北而南狭长地带的赣语区也就由此形成”。后来的客家方言与以往的湘东土语及早期的赣方言等杂处、融合,使湘东的方言更加混杂,导致有的居民不得不说两种乃至三种方言。即使操一种方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然不仅仅只有语言,还有许多外来文化因素在这块共同的地域内流传,并被相互包容,共同拥有和对比参照。包容性其实也是一种移民文化的特征。当然,这方面最早也是最典型的还是神农和神农文化,因为神农或炎帝也是外来的移民。明清以降,一部湘东客家史,也是一部充满辛酸苦难的移民史。他们因各种天灾人祸而背井离乡,长途迁徙,但也能克服各种艰难险恶的环境,开荒拓土,随遇而安。这种移民具有的开拓精神,逐渐注入到湘东这块古老大地的文化传统中,被人们世世代代无声无息地传承下来。到近现代,这种移民文化的风格和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性也丝毫不减。不仅红色文化在这里扎营,与炎帝农耕文化完全异质的工业文化也在此蓬勃发展。例如株洲,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移民城市,又称“火车头拉来的城市”,所以近年政府和民间都赞成将所谓“株洲精神”表述为“火车头精神”。这种表述既有开拓创新的内涵,也有流动的意思,也就是都含有一种鲜明的移民文化的精神和气质。

在湘东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无论是上古还是当代,都有大量的移民流入。随着大量外来移民的到来,各种不同的饮食、娱乐、居住、出行等文化风俗习惯以及一般生活价值观也在这儿落地生根,例如客家饮食和过年习俗在湘东就很普遍。其实,到了现代,各地移民千百年来的杂居交融,许多习俗已很难分清到底是出自北方还是南方,是土著还是“客家”?不少习俗和价值观、审美观在相互不断的对比、参照和模仿中,或许早已改变了原来的本色或摸样,成为新的价值标准或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楷模。

二、文化本色厚重

“文化”一词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广义的文化一般应包括精神文化、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而狭义的文化主要就是指精神文化,也可以说是广义文化的核心或本色。精神文化包含文化教育、各种科学、人文、宗教、艺术等文化产品。被称作“文化”的事物,必然要有一定的历史积淀,所以“文化”通常是指历史文化。在历史上,书院文化和宗教文化无疑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湘东这块土地上,虽然历史上难说有全国数一数二的书院、寺庙,但可以说是书院林立、寺庙密布,其密度或数量都相当可观。我们说湘东文化的本色厚重,有道是:儒家书院续千年学府,宗教寺庙现星罗棋布,茶陵诗派成一代风流。

湘东各地历史上曾建有多少书院,具体数字现在一般已经很难作出准确的统计了,但其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在全省乃至全国是名列前茅的,因为湖南书院的名气和数量都领全国之先。茶陵县的书院比较有名,且前些年曾组织开展过对茶陵书院史的系统调查和研究,故这里谨以茶陵为例。据统计:“茶陵历代兴建的书院,共达38所,其中29所续办至清末。就数量而言,茶陵书院之多,位居湖南各县(州)前列:宋代第三,元代第二,清代第一。”湘东在全国比较有名气的书院很多,如茶陵的江书院、东山书院、寻乐书院、明经书院(原名一经堂),醴陵的绿江书院,攸县的凤山书院、光石山书院,株洲县的龙潭书院(原名主一书院),炎陵的泉书院,浏阳的洞溪书院、围山书院,平江的天岳书院,安仁的宜溪书院、湘亭书院, 等等。像光石山书院,经有的专家考证是现在所知的中国最早的书院,建于唐朝初年;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梦溪笔谈》,现存最早的版本——《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就出在东山书院;绿江书院则有历史上的两位大人物——朱熹和左宗棠曾在这里讲过学和长期执教。

由于书院的兴盛,所谓“惟楚有才”在湘东的表现也尤为突出。如从唐代到清末的科举考试,茶陵考取进士127名,状元、榜眼、会元各2名,其中不乏有以“四相文章冠两朝(明清)”著称的明清四大学士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和民国政府主席谭延为代表的精英。

湘东历史上曾有过多少世界三大宗教和中国道教的寺庙和教堂,现在也没有很全面的和确切的调查统计,但我们从现在的比较精确的统计去对照历史上的模糊数据,也能给人多而密的印象。这里我们仅从湘东的主体部分,即株洲市来看,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株洲全市有正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536处,其中醴陵市和攸县占了约五分之四,分别为200个和241个。而据民国版的《醴陵县志》记载,其历代建有佛道寺观334处,基督教和天主教堂39处,其数量远多于现在。可见历史上肯定比当代更多更密。我们另以邻近的衡阳市(当然也有部分地域属湘东范畴)略作横向对比,因有南岳这样的中国宗教名胜的促进,其宗教场所数量在全国来说应该是不算少的,可是2008年全市也只有384处,远少于株洲市。

历史上湘东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寺庙也不少,其中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在全国的名气和地位不同一般。唐五代的时候,湘东禅风盛行,禅院林立,据统计有寺院达百余所,比较著名的有攸县的宝宁寺、大川寺,醴陵的云岩寺,茶陵的灵岩寺、皇雩寺,株洲县的空灵寺、资福寺,浏阳的石霜寺等。这些寺院吸引了大批禅宗名师来此开坛讲法,为禅宗五派

中的四派即沩仰宗、曹洞宗、

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除外)的形成、传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创建于唐天宝十年(751),迄今保存完好的宝宁寺,就是曹洞宗在湘东的两个祖庭之一,在佛教界享有“北有少林,南有宝宁”之盛誉;尤其是其珍藏的大思想家王船山作序、1684年成书的《宝宁寺志》,更是文化之稀世瑰宝。

产生于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茶陵诗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因该派领袖李东阳为茶陵人而得名。李东阳官至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有《怀麓堂集》100卷传世。他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以振兴诗坛。李东阳在朝数十年,苦心经营,推贤荐才,旗下网络了众多门生,诸如邵宝、顾清、石、罗、鲁铎、何孟春等,在当时及以后的文坛都赫然有名,从而终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宗或一派,也是当时的诗坛主流。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将故乡“茶陵”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中国文学史册上。

三、传承源远流长

文化必然带有一定的历史积淀。湘东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基本上与中华文明共生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炎帝文化。近几十年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也证明,上古长江流域文明是构成中华古文明的两大流域文明之一,其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有不同特点,两大流域间的文化接触、渗透、交融频繁深刻,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上古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龙文化、茶文化等颇具特色和代表性,而炎帝或神农文化几乎可以涵盖或包括这些特色文化。

稍微理性地辨析一下历史文献和几十年来考古学提供的大量资料就可以明白:所谓“神农”,其实不过是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一种化身,而不是最初的创立者,它只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炎帝时代,那怕是像有的学者说的,炎帝神农氏不只一个人,而是有多代神农,是所谓“一个家族若干代人的共同符号”,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神农时代距今的上限也只有52305220年,远离于考古学证实的稻作文明起源的年代。所以,确切地说,炎帝或神农文化应该是稻作文化乃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集大成者,炎帝时代已经是南方原始稻作农业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繁荣期——这样表述和定位,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而且也没有贬低炎帝和炎帝文化的地位,实际上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弘扬。这种表述和定位在湘东地域内直接的考古学背景或依据,是具有代表性的茶陵独岭坳文化遗址(距今70006500年,发现有栽培稻)和株洲县磨山早、晚期文化遗址(距今65004000)。

 正如西方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炎帝文化的形成,就是人们将上古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明拟人化,并将其神话定型而逐渐转化为精神文明。事实上,这种转化从古至今一直未间断过,这也就是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其本身的真实与否已经无足轻重,因为它已经成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和社会的某种精神寄托。这种传承最典型的是对炎帝的祭祀。据历史记载,官方和民间在炎帝陵的祭祀自古以来香火鼎盛、连绵不断。有记载的最早的官方祭典从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即已开始,盛大祭典在宋代“三岁一举”,明代不下15次,清代则有38次之多;而当代更不用说,据有关方面统计,炎帝陵自1986年修复以来共举办各种大型祭祀活动300多次,近几年平均每年举办大型公祭活动40次以上,每年清明、重阳的大型祭祖活动已成定例。为了纪念先哲圣贤,湘东许多地名及自然的和人工的景观、物产等,被古人和今人以炎帝或神农的名字命名,如“炎帝陵”、“神农谷”(炎陵县万洋山)、“神农庙”(汝城)、“药王节”(安仁)、“神农井铁观音”(炎陵)、“炎陵县”及株洲市新建的号称拥有三千亩园林的“神农生态城”,等等。

总之,湘东文化绚丽多彩,内涵丰富,历史久远,特色鲜明。虽然近十多年来株洲市政协文史委、株洲市志办、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办以及株洲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等官方和民间学术和非学术机构做了大量工作,有很不错的成绩,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我们不可否认,对湘东文化的传播、普及和发掘还很不够;尤其是学术研究除了炎帝或神农文化之外,其他方面的研究还很不深入和系统化,尚有许多领域的研究还是空白。这些都与缺乏更多和较高层次的文人学者的参与是有关系的。在此,我们特吁请身在湘东的本土或移民的和在外地工作的湘东籍人文学者、作家,根据自己的专业和特长,选择适当的角度参与湘东文化的研究和普及工作,为地方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周振鹤,游汝杰:《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复旦学报》1985 年第2期。

②蒋军凤:《湘东赣语的由来》,湘东文化,2009年第1期。

③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1章第1节)》,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④株洲年鉴编辑委员会:《株洲年鉴2009》,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⑤衡阳年鉴编辑委员会:《株洲年鉴2009》,内部资料,2009年编,第150页。

⑥谭特立:《湘东禅宗的传播及其影响》,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

⑦郑  光:《炎帝文化及其渊源问题》,见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2009编:《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第113-151页。

(责任编辑:黄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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